□郝鐵川
  中國的傳統文化,至少應該包括以古代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和近代追求民主法治人權的啟蒙思想兩大類。毛澤東同志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習近平總書記在1997年“嚴複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上為嚴複題詞“嚴謹治學,首倡變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這都說明近代以來立足國情、借鑒西學的啟蒙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是近代以來啟蒙思想發展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能把傳統文化僅僅限於古代國學。而且,今天弘揚傳統文化,很有必要讓國學傳播和啟蒙思想兩個輪子一起轉。所以然者何?因為儒學總體上不含有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人權自由所需要的資源,而啟蒙思想總體上不含有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等個體修養內容。
  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厥功至偉,中國古代的國家總體實力在世界上長期是第一,文明特質在世界上更是唯一。這與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的貢獻密不可分。
  但是,我們也不能“藥方只販古時丹”,減輕今人的歷史重任。不管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對古代文明有過多大貢獻,它畢竟是自然經濟、宗法社會、專制政治等時代的產物,有著難以超越的時代局限。就拿儒學來說,它自身缺乏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人權、自由等文化價值,不管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和其他人士對儒學的發展作了多大的努力,畢竟沒有解決內聖如何開出外王之路的問題,也就是說,沒有找到儒學與現代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理念的結合點。他們無可奈何,最後轉向神秘之路,說只要經過良知的自我坎陷,即可邁入現代民主、法治、人權、自由之路。
  原因何在?唯物史觀可以給出答案: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民主、法治是和商品經濟、民主政治相連的,古希腊、羅馬之所以有一定的民主法治,是因為那裡有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和自由民或貴族的民主政治,因此歐洲的現代化可以從古希腊、羅馬尋求資源。而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經濟結構、宗法淹沒個性的社會結構、“三綱”為本的專制政治,使得中國的現代化很難從古代尋覓到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重要資源,致使“五四”運動喊出不同於西方對待傳統態度的“打倒孔家店”激烈口號,致使從林則徐睜開眼看世界開始,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學習借鑒西方,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西方資本主義破門而入,但解決不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不斷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步步前行。
  源於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思想觀念總體上服務於治國理政,而不含有個體修身、齊家的道德修煉內容。旅美學者楊效斯指出,迄今為止,西方哲學沒有把家這個概念視為重要理論;在林林總總的哲學學說中,缺乏系統而持久的家研究,缺乏由家研究產生的家哲學家。自古至今,西方哲學家的家庭生活經歷普遍地量少質低。主要哲學家們多數幼年缺父少母,成年保持單身。通過壟斷教育,教會還保證了西方思想家只能長期出自無家,出家的修士群中。有如此背景的哲學家們,如果經常在其哲學中談到父母,談到家人親情,才是咄咄怪事。
  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今天,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在修身、齊家等私人領域仍可釋放一定的正能量;中國特色的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理念制度在公共領域必居主導地位。我們只有讓這兩個輪子一起轉動,公、私兩個領域才會相得益彰、健康和諧。
  (作者繫上海文史研究館館長、華東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
  (原標題:普法啟蒙與國學傳播應比翼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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